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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或因收入远远跑不过GDP

发布时间:2021-02-01 16:46:39 阅读: 来源:车模型厂家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或因收入远远跑不过GDP

全民焦虑时代  是时代的骚动,不是你一人在焦虑;是全体的虚荣和物化,不是你一人在炫耀;是经济与社会失衡,不是你一人得“病”。生存与未来之于每个中国人都是过于严肃和严重的事,以至于我们不敢拿起不敢放下,困坐愁城。  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文章说: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期——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股票赔得掉底,房贷还差90万,老板常扣工资,买家具是达芬奇,买醋是兑的,买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加工资老板不同意,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只要社会机器滚滚向前,不平衡就在所难免。有一个叫国民幸福指数(GNH)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国王提出,他认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因此提出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GNH.  制度寻求者永远只能解决一部分焦虑,身心幸福需要内外兼修。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格局:增长放缓、外向出口型经济转型、老龄化、国家社会责任变重……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转型,必然会让全民再度经历一次“重压”,未来的焦虑源会更多。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全民焦虑,一个时代的必然  抑郁症、冷漠和失业率上升等现象,折射出了各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这也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重合。以史为鉴,将美、日、韩这些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共性,并且有意思的是,这种共性又恰巧与我国现今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亘古不变的需求,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得过快,那么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也就会不断地加大。日本前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从结论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更接近日本60年代末期,有几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就是经过战后经济复兴,到了1968年,日本GDP的总量刚刚开始超过德国。就像现在中国超过日本这样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大规模的国家活动。比如大阪的世博会是1970年召开的,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在上海召开的上海世博会。从总的迹象来看,我觉得非常像日本69年、70年这样的情况。”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日本刚刚从战争的创伤中平复过来,经济迅猛增长,呈现出了高速增长的架势。从1955年到1973年的1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多,1966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瞩目,成为了“世界经济奇迹”。  然而,这种“突飞猛进”给国民带来的是什么呢?在“生活质量提高”光鲜的外衣下,消费品持续上涨、生存压力大等问题也开始困扰日本经济和日本国民生活。此时的日本民众与现在的中国民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这是当下许多中国民众的心声,也是当时日本民众的心声。同样也是战后的美国和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民众的心声。  另外,经济制度的变更也同样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给民众带来了不小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焦虑。仍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六七十年代时采取了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各企业间吞并严重。这就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人们为了防止失业就需要时刻绷紧神经,而这条紧绷的神经也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失业的风险。极大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使民众的心理受到持续性的煎熬,焦虑不断加深,最终成为社会性的普遍问题,导致自杀率的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同样创造了奇迹。《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说,“希腊帕堤农神庙的柱子可能正在坍塌。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中国长城的石墙,很少像现在这样坚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但在这种“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中,同样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人民工作压力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生活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轻易满足,人们生活得小心翼翼。  社会凝聚力下降  近年来,各种“门”事件竞相上演。“80后”、“90后”也经常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种“个人化”的社会现象逐渐成形。而这种与“社会化”相对立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否定和自我不安全感的体验。  有许多人说借此感叹说,“中国没有希望了”,但这并不是“80后”、“90后”的错误,这是时代与历史的必然。与二战后“垮掉的一代”一样,虽然他们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公众也对他们充满了失望和不满,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恐慌,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战后的美国看似太平盛世,但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美国的青年们开始怀疑他们的善良是否还存在,自由和民主是否还存在,同样,他们也恐慌着是否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遭受飞来横祸,飞速发展的科技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种种的不安全感让他们的内心饱受煎熬。在这些青年的脑海里,腐败、虚伪、自私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可以说,曾经光彩夺目的“美国梦”已经完全泯灭了。于是他们开始极度的享受物质、追求刺激,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  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影响到了年轻人的世界观。在工业外迁和资本输出的影响下,60年代中期的美国仍旧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失业人口不断上升。读书,成为了“未事业”的障眼法。因此,50年代中期,数百万的美国青年涌入了大学校园。1975年,美国大学人数由不足400万上升到了将近1000万。而社会根本就无力消化这些“高端人才”,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心怀梦想的美国青年跟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一样,面临着“毕业等同于失业”的艰难困境。这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即将面临失业问题的青年,在经历了美好的大学梦之后瞬间落入到了无法养活自己的现实深渊之中,最容易产生的想法就是离经叛道、否定一切。于是,摇滚、毒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和厚爱,因为这种虚幻的体验能够让这些年轻人逃离现实,继续沉浸在梦中。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信仰缺失严重,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准则,只贪图一时的享乐和物质的享受。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触及,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另外,由于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无法体现出来,他们便开始在其他事情上寻求心灵的慰藉,游戏、摇头丸等新鲜事物便成为了最佳选择。一旦尝试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对这些事物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以逃避残酷的现实,来换取暂时的麻木。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买彩票、参加选秀、报考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等等。人们开始梦想着能够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反应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而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则掩藏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一种强烈摆脱现状的欲望。  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不是一天养成的,并且它已经逐渐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通病。以韩国为例,韩国延世大学心理学教授在韩国《朝鲜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韩国人认为,不断与其他社会成员攀比并压过他们,才能幸福。”  韩国人的这种急功近利价值感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70年代开始,韩国本着“用最少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开始发展本国经济。70年代,韩国依赖美国及日本市场的竞争,坐收渔翁之利,80年代,韩国再次利用了日元升值的时机,创造了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写下了“汉江奇迹”。但这种依靠别人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是一时的,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韩国不再有所依托,也无力保持本国经济稳定、长期的发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摧毁了韩国的经济。  虽然急功近利的经济体制破碎了,但是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并没有消失,反而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变缓而变得愈发严重。过去,曾经创造了奇迹的韩国人,迫切的想再次创造出奇迹。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再次快速的创造奇迹是不可能的。这就给韩国人带来了许多的心理压力。人们在无法忘却自己曾经的荣誉的同时,也无法承受现在的失败,自杀率不断上升,更是出现了多起“学历造假事件”等多种丑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欲速则不达”,但人们在享受过成功的“甜头”或者看到过别人因为“碰运气”而成功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这句话,而是想瞬间成功。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下,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苦恼和困惑,要想更好的生活,必须要放平心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  贫富差距悬殊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探讨日益白热化的一个问题,也成为了不得不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背景下,仇富现象、社会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  美国贫富的扩大发生在70年代后半期,现在一直在扩大。对20%收入最高者和20%收入最低者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两者的差距在1974年是7.5倍,1992年扩大到了10.2倍。1977~199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部分几乎都归入富裕阶层手中。日本的贫富差距则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日本和美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二者的共通之处。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械化的自动生产逐渐顶替了人力生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升高。技术型人才受到了社会的青睐,而社会对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则越来越小,体力劳动者所能挣到的钱也越来越少。这就从就业机会和工资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产生。以美国为例,50年代开始,第三产业产值及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逐年提高,50年代时为55%和52%,80年代则提高到了70%和75%。而在日本,由于大公司要比小企业有更强的研究开放能力和更强的销售能力,所以在大公司(从业人数在1000人)从业所拿到的工资要比在小企业(从业人数在100人以下)工作所拿到的工资平均高1.5倍。在工资来源上造成了强烈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社会产业结构快速变化与人们理念更新缓慢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发展,社会工业化所需经历的历史的必然。  面对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仇视,更重要的是去正视这种贫富差距,寻求根源,一点点地去解决,而不是增加自己的生存压力,让自己处在一种仇恨、恐慌和焦虑之中。  焦虑,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个故事在微博上广为转发:郑州某高校的女硕士研究生王某,临近毕业,学校要求毕业前必须发表一篇核心论文。按照往届的规定,如果发表不出来论文就不让毕业。王某被论文“逼疯”将车开上高速路并咆哮“为啥非得发核心论文?”网友们对女硕士的行为表示理解,仿若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发展焦虑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区域人群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取得更大的成功,都有各自不同的焦虑。个人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进步,往往还关系着家庭的维系与发展。  农民为卖菜卖粮而发愁,秋季本是秋菜的丰收时节,但是由于市场供需的调节,供大于需,菜贱伤农,焦虑的菜农只有望着地里的大葱开起小白花却无能为力。  大学生毕业生天天为工作发愁,简历投出去犹如石沉茫茫大海、音信全无,索性为了方便老板和了解自己,有些人甚至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要求到公司去实习和试用,好歹也算是未来发展有一线曙光。而跻身都市白领之后,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地铁里,竞争的压力使其抑郁。  焦虑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企业老总也不是没有焦虑的事情。即便是拥有不菲财富的私营业主也毫无安全感可言,因为政策的更改随时可以让他们上演暴富骤穷的故事,从温州“跑路”出去的老板到鄂尔多斯上吊自杀的地产商,在经济政策的波谲云诡中,已经不仅仅是心情焦虑那么简单了。  生存焦虑  每到月末的时候,大家多比较紧张,因为发现钱包里面的钱不够花了,但是银行卡的数字也不多。几乎每一个工薪阶层的人,都对涨工资有十足的兴趣,并且担心自己的钱不够花。对收入的焦虑背后,是对生活质量下降的忧虑。2011年,成品油、水电、猪肉、蔬菜等百姓基本生活品价格普遍上涨,虽然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了新的个税体征点,可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因此涨多少工资。  人们也曾经对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寄予厚望,然而到后来教育、医疗、住房难题让老百姓不堪重负,反而是医疗、教育、住房等成本更“重”了。  望着菜价、物价、油价的飞涨,失业在家找工作的小宗在为下一个月全家的开销焦虑,每个月得给爸妈寄去生活费1000元,一家三口生活费2000元,如果再摊上人情送礼,手中仅存的一点积蓄也快告罄。  而刚从上海某985高校毕业的小杜签到了北京一重点高中工作,没有解决户口,由于暂时没有授课任务,所以在教务处做职员,每个月工资只有4000,但是今年9月1日起,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她本应该高兴,因为不用缴税了。可是她没有高兴起来,因为北京规定外地人北京购房须连续纳税五年,这样一来即便是她的家人给她付买房首付的钱,她的买房也梦遥遥无期,唯有等待政策变化。  感情焦虑  随着社会变革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断改变,人们对物质金钱权力的追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我们的婚姻或者爱情,作为维系社会男女的惟一合法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不再只是甜言蜜语、两情相悦的校园恋爱,也不再是纯粹的爱情结晶,金钱、利益、权力、欲望,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强加于婚姻之上。  在山东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小姚,今年24岁,面对今年工期将接近尾声,但是半年的工资还没有发,最焦虑的是父母还让他准备好钱回家相亲,这年头没钱如何回家相亲?哪个姑娘会看上一个没有钱小伙子?即便是姑娘看上了,又有几个姑娘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光蛋吗?一方要貌美如花,一方要丰厚物质,一场又一场的婚姻,更好似交易一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形成了。而当下离婚率的提高是不是也是当交易双方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又没有感情的驱动,最后只能做的一个选择的反映呢?  在北京朝阳公园,提前办理退休的老赵,每天都在公园里面锻炼身体,看起来生活无忧无虑的他,也在跟邻居抱怨,自己辛苦一辈子攒了一些钱,衣食住行虽说是不担心了,但是对于儿子身居国外的自己而言,如果自己老了孤单地住在房子里面,哪一天突然死掉了都不一定有人知道。老赵就很早就开始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的存在就是各种关系的融合,这其中亲属之间、亲戚之间、朋友邻里之间的感情都是比较不错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也有社交、沟通、倾诉的需要,比如像微博、开心网、人人网、豆瓣网等各种社交网络的兴起,但是人们还是被钢筋水泥的建筑阻隔了人们的亲情、友情,虽然只有一墙之隔没有跟邻居说过一句话;虽然都在一个小区,不一定每天都探望了自己的父母;虽然都在同一个城市,朋友聚会不一定再那么的频繁亲密。  这些问题屡屡见诸报端或者茶余谈资,甚至有人可能还会从某个例子中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身影。这些人中有不识字的农民、青年农民工、实业的广告人、待业的大学毕业生、白领、公务员、私企老板等等,有的年收入十万百万,有的一年只能挣五千;有的来自东部,有的身处西部;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焦虑,不安。在这样一个社会变化剧烈时代,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人焦虑,跟上了时代步伐的人也焦虑。  中国社会发展目前又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未来的发展将如何呢?如果仍然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重视当下的民生发展,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焦虑将继续蔓延。  高速发展的魅影  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这是通常状态下经济转型的两种选择:体制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们不仅实施了结构转型,逐步实现城市化,而且还注重体制转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法律法规。而在这转型过程中,当下也面临各式各样的转型的压力和挑战。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经济建设关键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矛盾突发时期。而就在这片世界公认的投资沃土上,演绎着焦虑的社会如何与日益强大的国家相濡以沫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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